作者：孙经志

交通事故发生后，受害人或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不能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而必须先经过公安机关的调解处理。这种做法的基本依据是1992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第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因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问题提起民事诉讼时，除诉状外，还应提交公安机关制作的调解书、调解终结书或者该事故不属于任何一方当事人违章行为造成的结论。”笔者认为，这一规定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诸多缺陷：

第一，在交通事故赔偿法律关系中，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符合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基本特点。交通事故赔偿当事人因人身权、财产权受到损害，应享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赔偿的调解在性质上也属于行政调解，规定调解为必经程序是行政机关对私权的不当干涉。

第二，交通事故赔偿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起诉条件的规定。通知给此类案件的受理设置调解的前置程序，限制了当事人的诉权，与法律规定相悖，明显超越了司法解释的权限。

第三，我国诉讼外调解主要包括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不论何种形式的调解，其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当事人的纠纷，通过说服教育、宣传法律、政策，促使当事人互相谅解达成和解。交通赔偿调解程序实行强制规定，无视当事人的意愿，有悖于自愿原则。

第四，民事纠纷解决的原则是公平和效率。有的交通事故赔偿案件因为调解程序而耗费几个月，特别是在一方当事人不愿调解，只愿选择诉讼时，依然必须经过调解程序，对公安机关和当事人在时间、精力、金钱上都是浪费。

第五，我国公民的文化素质、法律意识还普遍较低，发生纠纷过于信赖于“政府”部门的处理。而公安机关的这种调解缺乏监督，容易出现少数办案人员越权调解、强行调解、恶意调解等违法行为，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笔者认为，对当事人是否参加公安机关的调解应当采取自愿原则，既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先调解，不服调解再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