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者介入”案件证据的取得与运用

“第三者介入”案件的证据主要应由当事人举证的原因除了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原则外，还有法院审理职责的原因，以及案件的性质决定了当事人举证较为方便及时。

在诉讼中，法院承担审查判断证据的责任，有时也要在法庭中宣读、出示证据，甚至主动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法院进行上述活动并不属于履行证明活动行为，而属于履行法律赋予的审理职责的行为。法院的上述职责是基于审判权产生的，目的在于准确认定案情，作出正确的裁判。

法院不承担证明责任的原因在于：证明责任制度是为了解决在审判过程中，当事实出现争议或者真伪不明时由谁承担提出证据的责任，以及当不能提出证据或者不能提出足够的证据时由谁承担败诉等不利后果而产生的制度。由此确定的原则为“谁主张，谁举证”。在诉讼中，法院没有自己的诉讼主张，它中对诉讼双方的诉讼主张进行裁判，人民法院不能自己提出证明主张(一般表现为有罪控告)然后对自己的证明主张进行证明判决，否则就是“自己作了自己的裁判者的诉讼角色相冲突的。总之，无论在公诉还是在自诉案件占，人民法院都不应承担证明责任，否则是与法院居中裁判的地位和职责相矛盾的，所以，不能把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审查判断证据、在法庭上宣读出示证据与履行证明责任混为一谈。

“第三者介入”案件常常是夫妻中一方因另一方与他人有重婚行为或他人同居的行为而此起。一些事实往往较为隐蔽，亲属对当事人的生活较为了解，由当事人举证方便及时是显而易见。

但是由于当事人本身的素质和情感因素的作用，实际生活中常有过激行为出现，引起其他侵权案件，如对他人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造成侵犯。因此运用合法的方式取得证据也是重要。《民事诉讼法。在合法取证方面没有具体的规定，只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作出对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下进行的录音不能采纳为定案的根据的规定。

在“第三者介入”案件中如何以合法的方式既取得确凿证据维护自己的权利又不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目前尚有争议。如在郑州和成都被新闻媒体报道并引发各种意见的因妻子“捉奸”拍下丈夫与第三者同居的照片，而第三者提出被侵犯名誉权、隐私权的实例。

我国法律没有把隐私权列为一种独立的民事权利。民法通则仅仅规定了生命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人身权，没有将隐私权规定为公民的人格权。但是在司法解释中，采取了对名誉权时行扩张性解释的方式，将隐私权的保护纳入其中，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

对这一规定，有人认为只要是未经同意拍下隐私照片，录下隐私录像被他人看到就侵犯了名誉权，甚至是隐私权，属于不合法行为。但是名誉权是否受到侵犯主要应看当事人主观上是否有恶意中伤的目的，客观上是否有恶意散播他人的隐私信息行为。如果当事人在自己家拍录下证明配偶与第三者同居行为的照片或录像，并且秘而不宣，只作为出庭时的证据，这种情况不应认为是对名誉权的侵犯。隐私权是否受到侵犯，首先要看是否有隐私权，相关的信息或情报是否构成隐私。著名法学家巫昌祯在一次《婚姻法》讨论中提到，长期的婚外性行为，总会留下蛛丝马迹。证据是客观存在的，许多证据甚至就摆在面前，比如情书、字条、照片、悔过书等等。实践中，对公然姘居或情节恶劣的通奸行为，举证并不是十分困难，书证、物证、加害者的承认、知情人的证言，都是受害者可以用来举证的手段。既然刑法规定了对破坏军婚的通奸、姘居犯罪的处罚，举证就是完全可能的。通常在办案中，婚姻案件的取证是比较困难的，为了防患于未然，一些大城市有先知先觉的女性已着手进行婚内调查，她们委托律师经过调查得到丈夫的存款证明、股权证以及其他夫妻共同财产的证据，以此做到心中有底，上法庭不慌。一些有钱的当事人委托“捉奸公司”跟踪，拍摄，以期取得证据。为此，我国《民法》、《刑法》中均有规定，除了公安机关，任何部门和个人均不得对他人非法跟踪、非法拍摄等，否则，被调查者可以依法提起诉讼，如果造成严重后果，调查公司还须承担法律担任。而请律师调查也只能在夫妻因离婚进入诉讼程序后才能进行。因此，在婚前请律师调查，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