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卖淫罪中，实行行为是组织行为，即“控制他人卖淫”的行为。

只有实施了具体的“控制他人卖淫”行为的人，才被称为组织卖淫罪的实行犯或正犯;

只是为“控制他人卖淫”提供物理性或心理性的帮助、协力行为的，只能被评价为协助组织卖淫。

就协助组织卖淫罪中的“招募”、“运送”行为而言，并不能控制卖淫人员从事卖淫活动，只是为组织者控制他人卖淫提供帮助、协力作用，是组织卖淫罪的帮助行为。

组织卖淫行为人可以被认定为是从犯。

从客观上来看，主犯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共同犯罪行为及其危害结果所起的决定和推动作用，包括：

(1)纠集共同犯罪人。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犯罪行为，这是共同犯罪的最基本条件，是成立共同犯罪的前提。

(2)指挥共同犯罪人的行为。无论是简单共同犯罪还是复杂共同犯罪、一般共同犯罪还是犯罪集团，要想使犯罪行为构成既遂，协调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使其有效地作用于犯罪对象是必不可少的，实施指挥行为的人无疑属于主犯。

(3)共同犯罪的积极参加者和主要实行者。这类共犯在共同犯罪中虽然不担任组织、指挥、策划的职能，但是他们实施犯罪行为的积极性明显高于一般共同犯罪人，应认定为主犯。

(4)对犯罪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共同犯罪人。将主、客观两方面的作用相结合，就可以准确地认定共同犯罪中的主犯。

我国刑法中没有明确“正犯”概念。理论认为，我国刑法在共同犯罪的规定中，实际上存在正犯。

与大陆法系刑法采用单一标准(形式客观说或者实质客观说)将共同犯罪人划分为正犯和共犯不同，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参与人采用了双层次划分。

首先，根据参与人参与类型或分工不同，划分为正犯、组织犯、教唆犯、帮助犯;其次，根据参与人参与程度或作用不同，划分为主犯、从犯。前者主要解决犯罪构成要件以及其间的关系问题，后者主要解决量刑问题。

可见，在我国刑法中，正犯与主犯是从不同角度提出的概念，不具有逻辑上对应关系。正犯并非一定就是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主犯，也可能只起到次要作用而认定为从犯。

故实践中存在“次要的正犯”现象，即虽然实施了刑法分则规定的具体犯罪的实行行为，属于正犯或实行犯，但在共同犯罪中仅起到次要作用的行为人。

对“次要的正犯”，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认定为从犯，在量刑时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就实施组织卖淫的管理人员而言，虽然他们在卖淫场所中担任一定职务，分担了部分组织卖淫行为，但可以综合考虑其在犯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地位、危害后果等因素，认定为“次要的正犯”，即从犯，量刑时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我国法律上对组织卖淫罪的认定是非常明确的，不论哪种形式，只要是实施了组织他人进行卖淫活动的行为，即构成组织卖淫罪。另外，其他公民在发现了存在组织卖淫罪的行为后，可以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并要求结合实际来进行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