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认为，我国合同立法对协议解除只在某些情况下有限制的必要，因为它是合同自由原则的当然内容。笔者认为，协议解除合同虽然是合同自由原则的应有之义，但合同自由原则不足以完全有效地规制协议解除，仍有必要以合同订立规则作为首选规范规制协议解除。原因在于，合同自由原则和订立规则虽然同为法律规范，但它们在内容、范围和作用上存在若干区别，具体表现为：

1.规定内容的详略不同

合同自由原则的要求比较笼统、模糊，它不预先设定明确具体的假定条件，更没有设定明确的法律后果。它只对合同法律行为或裁判设定一些概括性的要求或标准，但不直接告诉应当如何实现或满足这些要求或标准，故在适用时具有较大的余地供法官和当事人选择和灵活应用;而合同订立规则的要求是明确具体的，其明确的目的是削弱或防止法律适用上的“自由裁量”。

2.适用的覆盖面不同

合同自由原则对人的合同行为及其条件有更大的覆盖面和抽象性，与其他原则共同构成整个合同法律行为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覆盖面较合同订立规则要宽广很多，具有更大的宏观指导性，不但是合同订立规则的基础，也是其他规则如合同的履行、终止、解除等众多规则的基础;而合同订立规则由于内容具体明确，它只适用于订立合同这一类行为，不规制其他合同行为。3.适应性的强弱不同

合同自由原则与其他原则一并构成包括订立规则在内的所有合同规则的本源和基础，它们还可以协调合同法各规则之间的矛盾，弥补各规则的不足与缺陷，甚至可以直接作为法官裁判的法律根据，因适用法律原则不可避免地引入法官的自由裁量因素，而使得法律制度具有一定的弹性活力和较强的适应性;而合同订立规则的显示性特征要比合同自由原则强，因而具有微观指导性，可操作性强，法官不容易偏离规则作出裁决。

通过以上分析比较可知，以合同自由原则规制协议解除容易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为了解决此问题，应选择适用合同订立规则规制协议解除，但这并不意味着合同自由原则绝对不能规制协议解除，只有合同订立规则存在严重不足或缺陷影响了个案的实质公正时，法官在审判实践中通过援引合同自由原则，引入法官的自由裁量因素从而实现实质上的公正，这是法理上弥补法律规则缺陷的通常做法。因此，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适用应持谨慎态度，对于协议解除的规制而言，合同订立规则处于首选地位，合同自由原则处于补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