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开放对外贸易最大的和重要的港市，且历久不衰。特别是到了清朝干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撤销江、浙、闽三海关，独留粤海关，于是广州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唯一大港而处于得天独厚的地位。对外贸易的港口同时是文化交流的枢纽。开放对外贸易的广州，中西文化在这里互相接触、互相激荡、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特别是19世纪，近代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接踵东渐广州，并传播至全省和全国各地，影响深远。近代西方科学技术东渐广州，内容丰富，不一而足。本文拟以西医学东渐为个案进行探索。
西医学传入广州，早已有之。从象岗山南越王墓发现的盛放在漆盒中的乳香，说明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了。以后到了16世纪至18世纪中叶，西医学传入广州者也不乏其例。但到了19世纪，西医学传入广州以至全国，其规模之庞大、医术之精深、知识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却是空前的。而其最终的效应是在广州和中国建立了一个略同于欧美国家近代化的西式医疗和医学体系，包括开办医院、临床医术、创建医校和传播医学理论，等等。
一、西医院的开办
“西学东渐”的内容十分广泛，就其狭义而言，至少包括文化和精神生活方式(语言、宗教、思想、科技、艺术、文艺等)。西医学东渐应属科技东渐广州，是以开办医院为张本的。据数据记载，最早来广州开办医院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高级外科医生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他于1815年(嘉庆二十年)来广州，得十三行的会隆行行商郑崇谦的帮助，在十三行街的行商公所开设诊所，接种牛痘(详后)。
这应是广州开办西医院之始。1832年(道光十二年)，着名英国医生郭雷枢(Thomes Richardson Colledge)将他于1827年(道光七年)在澳门开设的一所眼科医院迁来广州另立诊所，名为广州诊所(Canton Dispensary)。该诊所除了治疗眼疾外，还兼治脚病及各种疾病患者。
它标志着西医传入中国的途径由澳门移向广州，打开西医传入广州以至中国各地的新局面。1836年(道光十六年)，郭雷枢向教会呈递《关于任用医生作为对华传教商榷书》(Suggestions With Regard to Employing Medical practitioners as Missionaries to China)，呼吁和请求教会多派学医的传教士来华，以医疗方式辅助传教。他的呼吁得到各国教会的重视，不断派出传教士医生来广州开办医院，行医传教。
1853年(道光十五年)12月26日，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peter parker)受美国公理会国外差会派遣来到广州，在新豆栏街丰泰行3号租用一幢中国商人的房子，于11月4日开办了眼科医局(Ophthalmie Hospital)，亦称“新豆栏医局”，内设有接待室、诊断室、配药室、手术室和观察室，能容纳200名病人候诊，规模相当大。“医局开业第一天没有人敢来求医，第二天只有一个患青光眼的妇女单独来到诊疗。”第三天情况开始好转。以后便源源不断地有病人光临，到一第季度末，就接待治疗女病人270人，男病人655人。
由于伯驾免费接收贫穷病人治疗和其医术高明，使医局就诊病人日益增加，地方也不敷使用。次年春天，得怡和行行商伍绍荣帮助，将丰泰行7号免费借给伯驾扩充医疗场所。经扩充的医局改名为仁济医院。此时，医务相当繁忙，据说每天清早从四面八方拥来的车马轿子与官员、侍从、马夫、轿夫等，将街道挤得水泄不通。来求医者千百计。据统计，1835年11月4日至1836年11月4日，来医院诊病者达到2152人次。计诊治眼病者47例，其它病者23例，并有数例女性癌症者。伯驾曾亲自记述过这间医院诊病的繁忙情况，说：我看到其中有些人提着灯，在清晨二三点钟就从家里出来，以便及时到达。如果当天收住病人的数目有限，他们将在前一天晚上到来，整夜等候，以便在次日能得到一张挂号票。
1859年(咸丰九年)1月，新来广州的美国传教士医生嘉约翰(John Glasgow)，重新组建并修葺被火烧的仁济医院重新开张，改名为博济医院(今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在嘉约翰的主持下，依靠广州青年医务人员的合作，医院成绩斐然，声望日高，成为近代医学史上最有代表性的西医院。在博济医院工作的一些外国传教士医生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相继到佛山、肇庆、阳江等地开创西医治疗事业。而另一些传教士医生在广州又创立新的西医院。如1894年(光绪二十年)，嘉约翰多方努力，得到亲友和教会的帮助，在广州下芳村购买土地17亩，创办惠爱医院(今广州市芳村广州精神病院的前身)。此为中国首家西医精神病院。
从此，广州以及中国的精神病患者从数千年的巫术、符咒的迷雾桎梏中解脱出来，接受科学的医术治疗。1899年(光绪论二十五年)，美国传教士女医生富马利(Fumarri)来广州，在西关开办道济医院，后因“道济”二字与广州话 “刀仔”有谐音之嫌，接受中国驻美公使梁诚的建议改为柔济医院(今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1901(光绪二十七年)，两广浸信会在广州南关开设宏济医院(后改为两广浸信会医院，迁至东山)。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法国教会派医生在广州长堤开设中法韬美医院。至此，外国传教士医生在广州开办的西医院达5所之多。
有鉴于在广州开办西医院成功的经验，外国传教士医生纷纷经广州到全国的通商口岸如厦门、宁波、上海、天津以至政治中心的北京开办医院。例如，1839年(道光十九年)1月，英国传教士医生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扺达广州，然后转扺上海，在上海市南边建立“中国医院”，后经多次搬迁，改名为“山东路医院”，最后定名为“仁济医院”
。此是上海第一家西医院。据雒魏林自己所述，来该医院就诊者很多，而且是越来越多。据统计，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来诊病者达到10000多人次，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增到15 000多人次。“求诊的病人中不仅有上海的居民，还有许多来自苏州、松江和其它附近城市，如崇明岛来的病人”。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他还到浙江省舟山开办一所小的西医院。至1861年(咸丰十一年)9月13日，雒魏林以英国高级医生的身份到英国驻北京公使馆工作，不久便在公使馆旁边租借了一栋房子作为西医疗所(也是他的住所)，为北京的病人看病治疗。第一年来就诊的病人就达到22144人次，使他都为之惊奇。他报告说：
各阶层的人和官员，带着妻子、孩子纷纷到我这里来诊治，其中还有商人、老板、工人、农民、甚至许多乞丐。他们都集聚在我的医院里，欣然同意接受我们的治疗，这是令人惊奇的。
18六4年(同治三年)，雒魏林回英国，刚从爱丁堡大学毕业的医学博士德贞(John Dudgeon)来北京主持北京的西医院工作。1866年(同治五年)秋，德贞因为身患半身瘫痪、年届69岁的清廷内阁大学士贾桢医病痊愈，为清廷官员从心理上接受西医治疗打下基础，从而为西医在全国的传播和西医院在全国各地的开办敞开了道路。于是，19世纪全国纷纷开办西医院。现将1805-1884年(嘉庆十年至光绪十年)全国各地开办的西医院列表如下，以见一斑。
从上表首先看出，19世纪陆续来广州及至沿海地区或内地的传教士医生共30人，在广州等地开办的医院(诊所)共46所，其中广州占11所，居全国首位。其它则分布在澳门、香港、厦门、福州、汕头、宁波、舟山、上海等沿海通商口岸。内地只有武昌、衡州和北京三地。其次，当时到广州等地开办西医院的传教士医生以美、英两国为多。再次，这些西医院的治疗以眼、皮肤科和简单的外科切除手术为多(详后)，很少看到有内科治疗的病历记录档案。
二、西医术的应用
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传教士医生以广州等地的西医院为载体，将西方近代先进的医疗技术应用于临床，为广州以至中国居民治疗疾病，取得了良好的疗效。其中最为当时人所瞩目者是种牛痘防天花病和外科开刀手术。
自从1796年(嘉庆元年)7月英国伦敦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医生琴纳(Dr？Edward Jenner)发明以牛痘接种医术取代原来中国人痘接种医术预防天花病取得成功后，风靡世界，并东渐广州以至全中国。1803年(嘉庆八年)8月，英属孟买总督将一批牛痘苗寄给澳门东印度公司，并在澳门儿童身上试种牛痘，因牛痘苗过时失效未获成功。1805年(嘉庆十年)，澳门英国东印度公司高级外科医生皮尔逊，利用葡萄牙人许威氐(Hewit)从马尼拉运来的一批新牛痘苗，再次在澳门试种牛痘取得成功。此是牛痘接种医术传入中国之始。时正值广东爆发天花流行，无数广东居民纷纷涌向澳门皮尔逊的诊所种牛痘，据统计，一年之内给数千人施种了牛痘。
当时，皮尔逊雇请梁辉、张尧、谭国和邱等人为助手，其中以南海县人氏邱掌握接种牛痘医术最为出色。皮尔逊在澳门施种牛痘成功后，“曾作了一小册子，口授予斯当东译成汉文”，书名为《英吉例国新出种痘奇书》，全书介绍了琴纳发明牛痘接种医术的方法、特性、器具和临床经验等。此书后由香山县(今中山市、珠海市)曾望颜翻译带到北京出版。
1810年(嘉庆十五年)，牛痘接种医术传入广东。史称：牛痘之方，英吉例蕃商哆哪于嘉庆十年携至广东，……迨十五年，蕃商刺佛复由小吕宋载十小儿传其种至。洋行商人伍敦元、潘有度、卢观恒，合捐数千金于洋行会馆，属邱()、谭(国)二人传种之。寒暑之交，有不愿种者，反给以资，活婴无算。
嘉庆二十年(1815年)，会隆行行商郑崇谦在十三行街的行商公所开设诊所，请皮尔逊给广州儿童接种牛痘预防天花。每9天由一个中国种痘师给15-40岁的儿童及青壮年人种痘，由皮尔逊在旁监督施种。在广州和广东人的热情帮助下，皮尔逊的牛痘接种医术很快由广州推广到广东农村以至全国各地。
1817年(嘉庆二十二年)，接种牛痘最出色的邱，根据自己接种牛痘医术的经验撰写和出版了《引痘略》一书，除了将皮尔逊在澳门和广州接种牛痘医术详细介绍外，并把中国传统的中医理论及出痘后用药物护理相结合、和将上臂种痘部位定为分少阳三焦经的消烁、清冷渊二穴，以经络脏腑理论进行诠释，大大扩展了接种牛痘的可信程度。又由于皮尔逊在广州免费给儿童接种牛痘，和邱进而设“金”送给种痘儿童，并以之作为“留浆养苗”所费，这样既吸引贫苦家庭的儿童种痘，又保证了疫苗源源不断得到供应，从而使接种牛痘医术得在广州、广东以至全国各地迅速传播开来。
据陈援庵、廖育群考证，1822年(道光二年)，李翘楚将接种牛痘医术传至湖南嘉禾县;1823年(道光三年)，传至衡阳和湖北清江县;1827年(道光七年)，廖凤池传至湖南宜章县;1828年(道光八年)至1829年(道光九年)，吴珍儒传至湖南湘谭和安徽桐枫县;1830-1834年(道光十年至十四年)，王新群传至湖南、湖北各地;1836年(道光十六年)，包祥麟传至江苏扬州和安徽芜湖;1840年(道光二十年)，刘子传至江西各地;1847年(道光二十八年)，传至浙江杭州;1851年(咸丰元年)，传至四川各地;1852年(咸丰二年)，天津设保赤堂种牛痘;1858年(咸丰八年)，山东泰州设局种牛痘。1862年(同治元年)，邱命其子邱昶到北京和广西设局接种牛痘，授徒5人，史称：
先君……不能亲行者，悉令昶依法布种。京师有痘患，潘德畲方伯稔和牛痘之法昶已得传，遂邮书来延。时以先君逾古稀未敢远游，欲却其请，先君闻而训饬曰：种痘活人乃我素愿，京师痘患与吾粤痘患无异。岂可从我一已之待养而阴人好善之举尔？尔依我所授干苗法即日治装往。昶因敬谨从命，扺都设局凡十阅月，种婴孩数百人，授徒五人，以是传之京师。……未几，广西孙茶云司马遣使招邀，亦如前赴约。两年之内由北而西，所到之处皆普其法。先君于咸丰元年易篑之日，犹谆谆以牛痘一事，使昶永其传。
从此之后的五十多年，接种牛痘医术得以传播全国各地，收到预防天花病的良好效果，得到中国广大民众的欢迎和赞扬。南海县人氏伍秉镛曾赋诗赞扬接种牛痘医术之功效，云：
人事补天天无功，无心牖人人乐从。
牛痘自种始夷域，传来粤海今成风。
等此批隙导大窍，化尽阴厄调鸿蒙。
爹娘未省吃惶恐，保你赤子硕且丰。
邱群挑剔最纯熟，两臂按穴霏轻红。
……
曲突徒薪计最早，汝独不有群儿童。
外科手术的应用也是西医术东渐广州以至全国的重要标志。这一应用是伯驾开了先河。1835年(道光十五年)，伯驾在其开办的“新豆栏医局”(眼科医局)给一位白内障眼疾者作切除手术，同时为其它病人切除脓肿、肿瘤和癌等项手术。伯驾曾经仔细地记述他做的一例手术的情形：
病例第446号。12月27日，何齐，女，13岁，肉瘤。
当时我正打算下班，看见一位中国人牵着他的女儿，迟迟疑疑地走进医院门。乍一看去，他的女儿像长了两个脑袋，太阳穴上隆起一个巨大肉包，一直重挂到下颌，一张脸悲惨地变了形。
伯驾让病女孩的家长在手术单上签名画押后，为病孩做了切除手术，仅用8分钟就取出了一个直径16寸、重1.25磅的巨型内瘤，再经18天的治疗便康复出院。由于伯驾开刀医术精湛，无数病患者均很乐意动手术以消除恶疾。如有一位65岁的妇女患有双眼白内瘴病，当伯驾要为她施行切除手术时，问她是否害怕时，她居然回答：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双眼取出，再装进去。
伯驾终于为这位妇女动了切除手术，医好她的白内瘴眼疾。至1836年(道光十六年)，伯驾每周还专门安排一天时间全天为病人动手术，而且手术的范围更广，包括白内瘴、截肢、乳腺癌、肉瘤、脸内翻、脸下垂等。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伯驾为一位病人的右脸部切除一个重达8─8-磅重的腺体瘤。同年7月17日，他首次成功地为一位35岁的病人做了膀胱结石切除手术。后来伯驾离开医务界后，新来的传教士医生嘉约翰，主持博济医院45年医疗，且用大部时间用于手术治疗。1875年(光绪元年)，嘉约翰首次成功地给一女病者施行卵巢肿瘤切除手术和第一次剖腹术。据统计，他亲自施行的手术达到1284人次。
伯驾和嘉约翰在广州博济医院做外科手术时，也成功地传入麻醉法。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伯驾第一次使用乙醚麻醉法，他曾详细地记述这种麻醉法动手术的情况：
我听到使用硫醚麻醉成功的新办法时，使用一位好友给我的一架研制仪器，替一位35岁左右臂部生有脂瘤的中国人使用麻醉后手术，……吸入蒸汽三分钟后，病人还能清楚回答医生的问题，同时瘤被很快地割了下来，……病人说他知道是在做手术，但感觉不到刀和针……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又成功使用氯仿麻醉剂施行手术。醚麻醉医术是美国医生杰克逊(Dr.Jackson)和莫顿(Dr.Morton)发明，并于1846年10月16日在波士顿市的马萨诸塞综合医院内应用施行的首例外科手术成功。伯驾于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就在广州做手术时应用这种麻醉法，距杰克逊和莫顿的发明不到一年时间，说明西医术在广州以至中国的传播与世界先进医学医术的发展是同步的。同时，也说明广州在19世纪西医学东渐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西医校的创立
西医教学是西医在广州以至全国传播中极为重要的途径，其影响最为深广。随着上述西医院的开办和扩展，以及西医术的广泛应用，英、美等国家的传教士医生深深感到人手短缺的困惑。特别是伯驾在广州开办眼科医局后，十分迫切需要培养助手来帮助他开展医务，说：
如果有几位受过良好教育、急切希望掌握西医药、同时打算全面学习的青年，能经常来医院服务，这对医院工作效率来说，则是非常有益的。
于是，伯驾在1837年(道光十七年)在博济医院内设立一个医疗班，招收3名广东青年学生进行培养。此可说是西医学校在中国创立之始。伯驾用英语给他们讲些基础理论，主要是教学生进行实际的手术操作训练。其中佼佼者是关韬。在伯驾的培养和指导下，关韬学会了白内瘴、脸内翻、翼状肉、腹腔放液穿刺等外科手术，并能作肿瘤切除、拔牙、接骨等治疗，成为一名优秀的眼科和外科医生。鸦片战争期间，伯驾回国，博济医疗的医疗事务便由关韬主持。1856年(咸丰六年)，中英战争期间，关韬被清政府派遣到福建的清军服役，任“五品顶戴军医”，成为中国第一个西式军医。
1866年(同治五年)，嘉约翰在博济医院内创办南华医学堂，后改名为博济医校。此是中国第一所正式的西医学校。主要招收惠爱医局的学生，也招收少数开业的中医生。1868年(同治七年)招收学生12人，1870年(同治九年)又增收数名。每周二、六上课两次，学制三年。嘉约翰亲自教授药物学和化学两门课程。聘请留英学生、惠爱医院的黄宽医生讲授解剖学、生理学和外科学课程。至1879年(光绪五年)，此校改名为“南华医校”，同时开始招收女学生。1886年(光绪十二年)，孙中山进入此校肄业。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在校学生达到31人。这所医校至1912年停办，计共培养了150名毕业生。他们大多数在广州和广东省内各地从事西医业务，也有少数进入西医学校担任教师，对于华南和全国的西医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富马利在广州西关创办广东女医学堂(1905年改名为夏葛女医学堂)，富马利亲任校长。至1920年，共培养毕业生160多人，分布到全国13个省以至英、美、法、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从事医务工作和担任教职。
1903年(光绪十十九年)，美人端拿氏在广州创办广州柔济女医院端拿着护学堂(后改名为广州端拿高级护士职业学校)，专门培养医院的高级护士人才。
上述在广州创立的西医学校，虽然是中国第一所或重要的西医学校，但还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近代化的医校，只能说是近代化西医学校的雏形，处于中国医生培养的以师带徒向近代医校培养的过渡阶段。虽然如此，但对于中国各地区西医学校的发展和西医人才的培养，则起了先导的和推动的作用。此后，全国各地就纷纷创办西医学校，培养西医人才。据统计，到19世纪末，各地创立西医学校达15所，现将西医学校及医院附设医学教育的学校列表如下，以见一斑。
此外，19世纪中国各地开办的西医院也有兼收少量生徒(平均4人)进行培养，作为西医教育的补充。据美国传教士医生尼尔(James Boyd Neal)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调查统计，有39所西医院培养的西医毕业生达到300人〔16〕。可见，在19世纪，以广州为龙头的中国西医教育事业已初具规模。而且就其教育形式、教学内容和教学质量而言，与欧、美国家的医学教育水准相比，也是相差不远的。
四、西医学的传播
19世纪作为西医学东渐最高层次是西医学在广州的传播。它包括基础理论、实验手段、临床治疗等在内的西医科学理论体系。这种西医学理论的传播则是在广州主持惠爱医局的英国传教士医生合信开了先河。
合信在广州主持惠爱医局的治疗和教学过程中，对中国的疾病进行调查，并考究中医理论和中医药治疗手段，从中发现“中土医书所载骨肉脏俯经络多不知其体用”、“不知病源”的缺憾，于是他在南海县人氏陈修堂和江宁人管茂材的帮助下，于1851年(咸丰元年)开始翻译介绍西医基础理论和临床治疗经验的医学着作，向中国介绍西医学各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他所翻译的西医书籍有：
《全体新论》，《博物新编》，《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内科新说》，《医学新语》。
合信的前五本书被称为《西医五种》和《西学新语》，是19世纪中国第一套汉译的医学书籍，它在广州和上海出版并以汉学的形式向中医师和中国知识界乃至中国社会各界推荐了西医科学，引起广州和中国医学界和知识界极大的兴趣，几年之内再版多次。特别是《全体新论》一书出版后，由于它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和图文并茂，概述了西医体系人体生理的结构和功能的解析，并从骨科学开始，比较各种动物的骨骼、肌肉、韧带、脑髓、骨髓和神经系统，论及各种感觉器官以及低等动物器官的各种适应性，又用多侧面的示意图说明人体和动物的生理功能，如“众血动行图”、“入肝化生胆汁图”、“心血运行图”、“小肠吸液管运行图”等，使读者一目了然，于是，“远近翕然称之，购者不惮价”，很快就在全国各地以至日本不径而走。几年内再版数次。连为官者的两广总督叶名琛也十分喜欢此书，撰文赞扬曰：
泰西合信氏着《全体新论》，绘图最为详明，首列全体，次列各体，计图二百七十有一。粤东金利埠惠爱医局有石刻本。余因按原式分刻八幅列之坐右，以便省览，且资持赠。欲究心医理者，晓然于内外隐显之本源，实足为望、闻、问、切之补助云尔。系以赞曰：
万灵备具细验全身，中边分析表里详陈;
由形识性似妄实真，图称创见术逊仁人。
可以说，合信的西医文献翻译对中国传播西医科学理论方面，厥功甚伟，筚路蓝缕，殊为不易也。
在广州主持博济医院和博济医校时间最长的嘉约翰医生，是翻译西医学书籍向中国传播西医理论最多的第一人。他自1859年(咸丰九年)开始翻译，至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共译成中文的西医书34种，其中最重要者计有：
《化学初级》4卷(The principles of Chemistry， 1871);
《西药略释》4卷(Manual of Materia Medica， 1871);
《裹扎新篇》1卷(Essentials of Bandaging， 1872);
《皮肤新篇》1卷(Manual of Cutaneous Diseases， 1874);
《内科阐微》1卷(Manual of Symplomatology， 1874);
《花柳指迷》1卷(Treatise of Syphilis， 1875);
《眼科撮要》1卷(Manual of Eye Diseases， 1880);
《割症全书》7卷(Manual of Operative Surgery， 1881);
《炎症》1卷(Treatise of Inflammation， 1881);
《热症》1卷(Treatise of Fevers， 1881);
《卫生要旨》1卷(Treatise of Hygene， 1883);
《内科全书》6卷(Manual 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edicine， 1883);
《体用十章》4卷(Manual of physiology，HuXley and Yonman？s 1884);
嘉约翰翻译这一系列西医书籍是作为博济医校的教科书出版的，重点是集中在临床医疗技术的传播，而且是注重于广州和广东地区常见的流行疾病如眼科、皮肤科等医疗技术，目的是为博济医院培养医生。
在嘉约翰翻译西医学书籍行动的感召下，在广州博济医院任助理医师的中国人尹端模，也加入了翻译西医学书的行列，截至1894年(光绪二十年)，他共译成《体质穷源》1卷、《医理略述》2卷、《病理撮要》2卷、《儿科撮要》2卷、《胎产举要》2卷共5种，成为参加西医学文献翻译的中国医生，为西医学理论在广州和广东以至中国各地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为了及时将西方国家的最新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及时介绍到广州和中国内地，嘉约翰于1880年(光绪六年)创办中国第一种西医学期刊杂志《西医新报》，自任主编，由广州博济医局出版发行，每年出版四期。当时的《中国评论》(China Review)对《西医新报》的形式、内容作了详细的介绍：
此系一种医学杂志，专为华人而设。报纸共八页，大号杂志格式，有封面及目录，全属中文。在发刊词中，用简洁文言，说明杂志之益，医志尤为需要，并述西医比较中医之优越。第一号有短论文十四篇如下;(一)论医院;(二)中国行医传道会;(三)内科新说;(四)方便医院之情况;(五)烫伤之治法;(六)真假金鸡纳霜;(七)初起之眼炎;(八)大腿截除术;(九)上臂截除术;(十)内瘤奇症略述;(十一)论血瘤;(十二)癫狂之治法;(十三)论内痔;(十四)论外痔。
可惜此杂志出到第8期就停刊了。至1886年(光绪十二年)，嘉约翰的助手尹端模创办了《医学报》月刊，仍在广州博济医局出版发行，但仅出数期即停刊。此是华人自办的第一本医学杂志，对于报导西医学的知识起了重要作用。
在广州翻译西医书籍和出版杂志传播西医理论和技术的热潮影响和推动下，上海、北京等地也相继翻译出版不少的西医书籍。1865年(同治四年)，任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翻译馆编译的英格兰传教士医生傅兰雅(John Fryer)和一中国人赵云益(江苏昆山人氏)合作，以毕生精力翻译西医书籍，由江南制造局出版。自1865-1896年(同治四年至光绪二十二年)，他们两人合作翻译出版的西医书籍有11种：
《儒门医学》3卷，附1卷;
《西药大成》10卷;
《法律医学》24卷;
《西医大成补编》10卷;
《内科理法前编》6卷;
《内科理法后编》总论6卷，专论各种疾病10卷;
《西医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
《显脉表论》1卷;
《济急法》2册;
《保存生命论》1册。
《身体须知》1卷。
在北京，翻译和编着西医书籍介绍和传播西医理论和医术的，是英国伦敦传教士医生德贞独领风骚。1873年(同治十二年)，德贞首先撰写一组医学文章在丁韪良主编的《北京闻见录》(peking Magazine)杂志发表，内容包括：“牛痘考”、“运血之遂道”、“论血之器”、“论心”、“脉论”、“哈维及其发现”、“论眼”、“法医学”、“论金鸡纳”等，通俗地介绍了西医基础知识。后于1875年(光绪元年)结集成册，以题为《西医举偶》(Miscellaneous Eassays on Western Medicine)在北京出版。同年，他编着的解剖学着作《身体骨格部位及脏腑血脉全图》亦在北京出版。
1886年(光绪十二年)夏，德贞编译的《全体通考》(Hu-man Anatomy)18卷，由北京同文馆出版。这是一部大型的解剖学教科书。对中国医学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它使不少中医师逐步意识到中医对人体骨骼构造解释的局限性，从而认识到“治病如作室，必先清其基址，审其堂，然后庀材鸠工。至哉言乎，诚根柢功夫也”。进而使“中国学医者由此悟入，将见施针，用药不爽毫厘”。无形中传达了一种新的医学观念，被当时中国医学界称之为“不朽之作”。
19世纪80年代末，德贞根据莫兰特(Morrant)、贝克(Baker)、柯克(Krike)的生理学着作，编译题为《全体功用》(physiology)一书在北京出版，全面向中国医学界介绍了生理学的基础理论知识。
1890年9月至1893年12月(光绪十六年至十九年)，德贞在《万国公报》陆续连载他编写的《西医汇抄》数万字的专栏文章，全面论及包括内科、外科、皮肤科、流行病、五官科的炎症、瘰症、痛症、瘢症、鼻证、耳症、口炎症、牙症、口症、流血、水症、亏血、风气、疟疾、黄热症、小儿热疟症、热病、热症等西医学中临床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并具体详细地开列治病药方，标明剂量、服法等。1894年3月至1895年4月《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一年》，德贞又在《万国公报》发表《医理杂说》的专栏文章，继续介绍西医学的理论和西医的治疗技术。这个时期，德贞的《西医汇抄》和《西医杂说》，对于在中国普及宣传西医学知识起了重要作用，受到中国医学界的赞赏，Wang & Wu，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汪、吴：《中国医学史》)对此作了适当的评价：“论及这个时代出版的医学着作，德贞的贡献最显着。”
以上西医学理论和医术文献的翻译出版发行的事实，说明展现在中国人面前的西医学和西医术，不仅仅是一门与中医学迥异的治疗手段，而是拥有一套完整的科技体系。可以这样认为，至19世纪末，西医学的新医术研究体系和学说开始被整体地介绍到广州以至全中国了。
从上述四方面历史事实说明，在19世纪，西方医术和医学已经系统地、全面地东渐到广州以至中国各地了。在这个过程中，广州十分明显地处于桥梁的地位，扮演了西医东渐的最重要角色。它沟通了西方医学与中医学的关系，极有利于西医学和中医学的交流和促进西医学和中医学的发展。就医学也属于文化的范畴而论，广州自然也是19世纪西方文化东渐中国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在沟通中西文化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大胆地说，在近代，西方文化是通过广州而向中国内地辐射、潜移和传播的，对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近代史上的太平天国革命，戊戍政变、辛亥革命等政治运动，都是与西方思想文化东渐广州以到全国的结果，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也都是在广州领略和吸收西方民#主思想之后而起来向清朝封建政府发动攻击和最后推翻其统治的。广州是两千多年的开放城市和革命英雄城市，当之无愧。历史事实就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