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我们对季羡林先生都不陌生，最近季羡林之子因对季羡林先生生前保存的书籍、字画等物是否应由北京大学占有存在争议，季羡林之子季承将北京大学诉至法院，要求其返还季羡林文物，这样的控诉是否会得到法院的认可呢？接下来由若悠网的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些关于季羡林之子诉北大引侵占案,赠与合同能否撤销方面的知识，欢迎大家阅读!

【事件经过】

季羡林之子季承起诉称，2008年12月季羡林曾书嘱“原来保存在北大图书馆里的书籍文物只是保存而已，我从来没有说过全部捐赠”、“全权委托我的儿子季承处理有关我的一切事物务”。

季承认为，季羡林已于2008年的书嘱中表明全权委托季承处理撤销捐赠协议的事宜，据此，主张北京大学返还前述珍贵文物、字画共649件。

对于季承的起诉，北京大学答辩称：季羡林先生未有撤销《捐赠协议》的行为，且《合同法》明确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可以撤销的规定。季承提出“返还原物主张”没有依据。

自季羡林于2009年7月去世后，季承一直与北大协商返还这些文物、字画。据《济南时报》报道，在协商近三年未果的情况下，季承于2012年6月14日通过邮寄方式向法院寄送了起诉书。2012年8月3日，此案正式立案。

庭审焦点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第一，请求返还原物是否于法有据;第二，赠与协议是否有效;第三，赠与协议是否具有公益性。

下午双方就焦点问题展开了辩论。季承一方认为，季承得到季羡林先生的特别委托授权，处分权给了季承，季承具备649件物品的处理权、处分权，有权决定涉案标的物是否继续存放在北大，请求返还原物于法有据。另外，捐赠协议没有成立，且涉案标的物没有交付。最后，北大不是公益机构，该赠与协议不具有公益性。

北大则主张，不论从物权还是委托代理的角度，季承请求返还原物都没有权利依据。从物权角度来讲，季承不能证明自己是涉案标的物的所有权人，季羡林先生没有把涉案标的物交给季承的意思表示，即便涉案标的物属于遗产，季承也并非唯一继承人。从委托代理的角度来看，委托代理关系仅存在于生前，委托人死亡，委托关系自动解除。

对于捐赠协议是否成立的问题，北大认为：该协议成立并生效，赠与合同是诺成合同，不需要实际交付，且季羡林从未作出撤销捐赠协议的意思表示。该捐赠协议具有公益性质，涉案的古经字画不仅具有物质上的价值，更是精神财富的传承。

由于北京大学一方不同意调解，合议庭未再进行当庭调解。庭审共持续了近5个小时，下午3时审判长宣布休庭。

赠与合同能否撤销

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并不是无限制的，为维护合同的严肃性，法律规定赠与人撤销赠与也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赠与人撤销赠与应受下列限制：

1、赠与人撤销赠与必须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

若赠与财产的权利已经转移，赠与人不得撤销赠与。若赠与财产的权利已经转移一部分，则赠与人仅能就未转移部分为撤销，对已经转移部分不得撤销。

对于动产而言，在赠与物交付前，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对于不动产而言，在办理权利转移登记之前，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对于财产权利而言，根据法律规定转移权利是否以登记为生效要件，在财产权利交付或办理权利转移登记之前，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

2、赠与人可撤销的赠与必须不是具有救灾、扶贫等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

由于救灾、扶贫等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赠与使得赠与具有了重要的社会意义，若赠与人可以随意撤销这种赠与，则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

具有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是指基于道义上的情感而作出的赠与，如果允许赠与人随意撤销这种赠与，不仅与道义不符，而且会给受赠人造成情感上的极大伤害。因此，凡是具有救灾、扶贫等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不论当事人依何种形式订立赠与合同，赠与人均不得撤销该赠与。

“社会公益”的内容，按照《公益事业捐赠法》的规定，包括下列事项：

(1)救助灾害、救济贫困、扶助残疾人等困难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活动。

(2)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3)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

(4)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福利事业。

3、赠与人撤销赠与，仅限于没有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

此类合同中，赠与人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不能不说是经过法律上的慎重考虑，不存在一时冲动考虑欠周的问题，如果允许赠与人随意撤销这种赠与，既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也蔑视公证的严肃性。所以，若赠与合同已经过公证，则不得撤销。

另外，赠与人撤销赠与，须将其撤销赠与的意思通知受赠人，如果赠与人不向受赠人为撤销赠与的意思表示，不能发生撤销赠与的法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