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恩格斯曾经说过：“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西方的封建时期，婚姻自由都被一种家长权所控制，作为结婚双方的当事人对于在是否结婚或者离婚的自由选择上，都受到很大的限制。随着现代对于婚姻自由权利的探讨，关于婚姻自主权的探讨也开始浮出水面。由于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的特点所决定，我国的婚姻自由受到更大的限制，在婚姻自主权的产生和发展上，都已经落后与西方国家，因此对于婚姻自主权的探讨和研究都极其地紧迫。

【关键词】：婚姻自主权自由权人身权人格权

【正文】：

在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统治里，宗法思想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由而上事宗庙，下继后世的观念，基本上概括了中国封建社会婚姻体制的特点。在这样的制度之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做法覆盖了整个结婚离婚的行使理念。例如发端于奴隶制社会的“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为包办婚姻提供了礼制上的根据。历代封建王朝的法律都有关于主婚权的规定。《唐律疏议》?户婚规定以父母和其他法定尊长为子女、卑幼的主婚人。类似的在西方国家也有相似的做法，例如罗马法规定处于家父权下的子女，订婚必须出于家父之命，否则不能成立。印度《摩奴法典》规定了不同的结婚方式，依哪一种方式结婚都必须以家长的意志为转移。日耳曼法规定结婚必须取得父母、监护人的同意，在这样的法律态度之下，无论是在离婚还是结婚的权利行使上，作为当事人的男女双方在结婚离婚问题上都很少有自主权，这样的时代基本可以被看作是缺乏自主权的时代。这个阶段如果被称之为主婚权时代，那么就出现了于之相对应的婚姻自主权时代。那么，到底什么是婚姻自主权呢，研究这样的一个问题，又将产生什么样的积极意义，这就是本文所力求解决的问题。所谓的婚姻自主权就是相对于主婚权时代而言，既然它是一种自主权，那么就代表享有这种权利的公民，能够独立地依靠自己的意志来行使这一权利，由此，公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自主决定自己婚姻状况，不受他人非法干涉。由此可知，这是一项属于事实层面的权利，即男女双方符合法定条件即可具备结婚和离婚的申请权，是人作为主体而得以行使的一种权利。作为公民的一项权利，公民可以不受限制和干涉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即结婚须男女双方本人完全自主、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干涉，只要双方当事人建立了感情，自愿组织家庭，符合婚姻法有关规定，就可登记结婚，不受家庭出身、社会地位、个人资历、职业、财产等差别的限制和影响。目前对于婚姻自主权的内容和性质依旧有着很多的争论，很多人认为婚姻自主权就是婚姻自由权，也有很多学者认为婚姻自主权是一种人格权，还有学者认为婚姻自主权是一种身份权。接下来本文就针对这三种不同的观点展开探讨。

一，自由权说很多学者认为婚姻自主权的性质是一种自由权，将其概括在自由权的范围内，很多的人也就将婚姻自主权等同于婚姻自由权。[1]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妥当的。首先我们来给自由做一个定义：自由首先就是不受他人的干涉和限制，即所谓“免于……的自由”。其次，自由就是自己依赖自己，自己决定自己，即“从事……的自由”。[2]即，自由就是在认识必然性和自愿选择的基础之上的行动自由，可以将之理解为一种权利范畴的客观存在。而所谓的“自主”，就是自己做主，体现的是一种主观上的能动。自由本身更多是用来指称一种人的状态，它本身就是一种基本的人权。那么自由权说就等于说婚姻自主权是一种自由。把自由作为婚姻自主权的性质，只是承认了婚姻自主权是一种权利，而自由本身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婚姻自主权实际上是属于自由权中的一种，将婚姻自主权等同于自由权的说法，并没有很好地表述婚姻自主权的本质特点，因而不利于研究与实践的进一步展开。由此我个人认为，这种观点并不可取。由此也可以得知，婚姻自主权也不等同于婚姻自由权。婚姻自由是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重要基石，是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婚姻法最基本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9条指出：“禁止破坏婚姻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3条则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婚姻自主权，禁止买卖、包办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这是民法对婚姻自主权的规定。客观上来说，婚姻自由权的范围要大于婚姻自主权。婚姻自主权必须是在双方真实的合意基础上的婚姻自主权，否则就不能体现婚姻自由的真正内涵。在现实中，由于诸多原因，结婚自主权和离婚自主权的行使并不都是出于真实的合意，如欺诈性协议离婚，回避法律的追诉。所以婚姻自主权是以民法的规范予以规制并以双方真实合意作保障。婚姻自由却总是以一方的自主权的行使来体现，不似婚姻自主权需双方的真实合意。这一点在离婚自由中的无过错主义原则即是无合意的离婚自由的表现。在这个范围上来说，婚姻自主权是被包涵于婚姻自由权的范围之内的，因此将婚姻自主权独立于婚姻自由权来研究，才能够更突出婚姻自主权的价值。

二、身份权说主张身份权说的学者认为，婚姻自主权是一种基本的身份权。依据婚姻自主权，我国公民有权依法缔结或解除婚姻关系，并不受对方的强迫或他人的干涉。[3]所谓的身份权，是民事主体基于特定的身份为客体而享有的维护一定社会关系的权利。[4]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身份权是基于身份而产生的一种权利，即必须先有身份的存在，才可能有身份权的产生。所谓身份，是指民事主体在特定的家庭和亲属团体中所享有的地位或者资格。例如相对于身份权里的亲权，必须有父母与子女这一身份的存在为前提，而相对于配偶权，必须要有夫妻关系的存在为前提。两者之间有着先后的前提与结果之关联。很明显婚姻自主权的存在并不需要主体具有相关的身份的存在，婚姻自主权的存在不需要这一特定的前提为条件，它是直接被规定于法律的一种原生的权利。另外，身份权在内容上存在着权利与义务交融，身份权虽称之为权利，其实它本身处于一个过渡阶段，是边缘形态的权利。如亲权中的抚育子女权，这既是父母的权利，也是父母的义务。很明显，婚姻自主权即是权利主体行使这一权利的自由，行使与放弃，都不会导致第二性义务的承担。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将婚姻自主权归入身份权一说，混淆了婚姻自主权的价值，这样的说法不利于婚姻自主权主体的权利行使。三、人格权说主张婚姻自主权属于人格权的学者认为，婚姻自主权也同其他人格权一样，其权利能力仍是一种一般的权利能力，即人一出生即享有，权利与主体间具有不可分离的属性，因而属于人格权的一种，是独立的人格权。[5]首先我们来探讨人格权的含义。所谓人格权是指民事主体依法固有的为维护自身独立人格所必备的，以人格利益为客体的权利。人格权具有如下特性：(1)人格权是一种原始的权利，是与生俱来的。在这一点，人格权与权利能力一样，始于出生、终于死亡。就人格权说，无所谓权利的取得。在姓名权，权利人对某一姓名取得姓名权，也许从命名时，从使用时，但仍要说他一出生就享有专用姓名的权利。(2)人格权是专属权，或一身专属权。人格权由权利人专有，不得让与或继承，也和权利能力一样，不得抛弃，也不得由他人代位行使。(3)人格权是绝对权，具排他性、对世性。人格权是可以对抗一切人的。人格权被侵害时，有像物权被侵害时一样的各种请求权。婚姻自主权的产生是基于主体本身的权利，是一种原始权利没错，之后它又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将之置于法律的明确保护之下。另外，婚姻自主权，表现着人格的利益，即婚姻自主权是能够保证个人在自己的婚姻决定中处于主体的地位，由其本人自主选择是否结婚或者离婚，与谁结婚或者离婚的问题。这是主体的权利，由其自由决定，不存在被动的因素。婚姻自主权的客体在于当事人选择自由，与主体的人身属性密不可分。因此其满足了专属性和不可转让性的特点。由此我们可以轻松得出结论，婚姻自主权属于人格权的一种。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继续探讨婚姻自主权是一般人格权还是具体人格权。一般人格权是指民事主体对其全部人格利益享有的总括性的权利，保护的客体是不易界定的人格利益，主要包括人格尊严权、自由权和平等权。与此相反，如果一项人格利益的范围很容易界定，那么与该项利益相应的权利就可以从一般人格权当中分离出来成为具体人格权。具体人格权就是民事主体依法对其特定的人格利益享有的权利，以一般人格权为基础。[6]一般来说包括：身体权、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隐私权、姓名权、肖像权等。婚姻自主权的客体比较容易界定，就是个人在结婚问题上的选择自由，也即内在于主体自身的人格利益，包括是否结婚、何时结婚、与谁结婚的自由。其旨在禁止第三者对于主体在结婚问题上选择自由的干涉。因此，婚姻自主权本质上是一种特别人格权。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得知婚姻自主权首先是一种人身权，其次它是属于人身权里面的人格权，并且是一种特别人格权。将这一权利划入正确的范畴，我们就能够明确其本身所具有的一系列特点和一性质，才能够更好地保护权利主体对于这一权利的行使，从而更有利于建立和维护正常、有序的社会关系的需要。

【参考书目】：[1]孟玉。《人身权的民法保护》，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2]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第一版。[4]王利民。《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3]佟柔。《中国民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0.[5]王利明。《人格权法新论》，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6]王利民。《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