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犯罪】犯罪变量模型：转型期青少年犯罪原因研究的一种范式

库恩曾经把科学家们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做的潜在知识假设称为范式。那么，将青少年犯罪原因作为研究主题，从“移植”和“整合”控制理论的视角出发，我们会发现，青少年犯罪原因是受多因素影响和制约的，既有社会的，也有个人的，既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既有阶级的，也有经济的，既有必然的，也有偶然的，涉及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道德、家庭等各方面，是一种“社会综合症”。那么，对青少年犯罪原因这一研究主题做“潜在知识假设”既是十分复杂的，但又是开展青少年犯罪原因主题研究的必要前提。笔者认为应当“移植”和“整合”控制理论，并尝试建构“三层面八因素”犯罪变量模型，把它作为我国转型期青少年犯罪原因研究的一种“范式”。

1、社会结构变迁。根据帕森斯的理论，我们对社会系统的分析应从社会结构入手。我国社会学教授孙立平认为，我国过去的金字塔式社会结构正在消失，变成一场马拉松，每跑一段，都会有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正是这种社会转型带来的“不正常的社会”(米尔顿·巴伦语)使得价值规范的连续性产生危机。爱森斯塔特(S.N.Eisenstadt)在《世代论》中强调，对世代问题的研究必须注重于研究年龄群体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以及种种关系的比较分析。青少年无论是回溯历史还是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结构变迁，很容易对社会的主流规范体系产生怀疑。因为青少年是最容易受到社会危机、社会矛盾波及的社会群体，青少年关系网络中的人际冲突和群体冲突增多，变化着的风俗习惯和群体冲突往往导致他们选择反社会行为。

所以，他们通常是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教育政策改变等制度性因素影响的利益受损者。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段成荣指出，在失学的12到14周岁的流动儿童中，有60%的人已经开始工作。下等阶层受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最大，因此，下等阶层青少年对社会结构变迁的受损反应更为敏感。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推算：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超过1亿人，其中18周岁以下的流动儿童有1982万人，占到全部流动人口的19.37%。

2、群体亚文化引诱。现代工业社会的标志之一就是成年人的价值观和举止风范，青少年总希望自己能与成年人不分高低，并驾齐驱，他们想突出他们的亚文化、他们的帮派和集团。他们甚至以酗酒、花钱没有节制的方式来表现他们的集团。为了吸引他人的注意，他们可以对任何人干出任何蠢事和任何违法犯罪行为来。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GabrielTarde)曾经说过，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重要的行动都是在榜样的操纵下进行的。而青少年群体在家庭、学校中能使他们真正认同的楷模、榜样很少，他们从传播媒介中，或者从他们自己的交往圈子内寻求自己认同的对象。因此，青少年往往很难接受他人的调解，他们并不懂得妥协的社会功能。所以，他们的行动反常、荒诞、好走极端，往往以制造动乱的方式表示他们“抗拒权威”(resistancetoauthority)的亚文化特质。在年龄结构与社会权力结构的相互关系中，青少年阶层作为弱势群体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他们的角色地位、义务和权利以及与他们相关的社会规则，多半是由成年人决定。青少年群体只能尝试着改变社会的游戏规则。在这种情形下，青少年亚文化的担当者们的创造性难免趋于萎缩，而青少年文化的接受者们，在表面自主的文化消费行为背后，掩藏着的是作为年轻人的自发的独立性的消失。文化产业遵循者利润最大化原则，无孔不入地投其所好，开发出能够引诱青少年消费的文化产品。思想文化在转型期乘机而入，容易导致青少年“边疆价值观”(frontiervalues)的形成，产生个人主义和以身试法的倾向。

3、社会压力过大。根据雷克利斯的论述，社会压力包括贫穷和剥夺、冲突和倾轧、外部束缚、在社会结构中缺乏获得成功的途径的等条件。“外部遏制”虽然被认为是青少年周围的社会环境中存在的结构性缓冲器(structuralbuffer)，因为它可以为青少年提供一致的道德状况，明确的社会角色、规范与责任，有效的社会控制，规定合理的活动范围、替代性活动与“安全阀”，有助于青少年自我控制的成长，但是过度的外部遏制就会使青少年承担过分的社会压力，出现“社会反常状态”(迪尔凯姆语)，从而导致青少年的犯罪和不轨行为。美国的社会学家默顿(RobertK.Merton)也认为,犯罪是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下使人们处于压力状态的结果。青少年在偏重学历和过重的考试竞争的压力下，不是迷失方向，就是通过学校内外所谓对抗行为或校内暴力行为等行动来发泄不满和私欲。青少年不能通过社会承认的途径取得一定的地位，于是就采取欺侮别人人等反社会行为来发泄反抗情绪，特别是低能的青少年群体。近年来聋哑人犯罪团伙的出现及不云断增加即是其体现。

4、家庭环境影响。家庭既是人的第一个生活环境，又是一个人在其中生活时间最长的规范性参照群体。一位俄裔美国社会学家O·兰格曾对中国的家庭和社会做了深入调查研究。他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家庭对青少年的束缚是导致青少年反抗家庭并进而反抗社会、反抗政治的深层次原因。由于家长素质低劣，言传身教不当，教育内容不协调等原因，容易导致青少年产生逆反心理、人格异常，容易沾染恶习，走向违法犯罪。有些父母在子女面前毫不糙饰那种过分亲呢的动作，打情骂俏、秽言秽语，经常在家里看一些黄色书籍、录相。有些好奇心强，抵抗力弱的年轻人在这种特殊的文化氛围的熏陶下，良知开始混灭，成为“黑色”和“黄色”诱惑的牺牲品。如果家庭成员的关系不和谐，父母经常不停顿的责骂和无休止地争吵会给子女一种不稳定的感受，使其长期处于不偷快的情绪中。家庭残缺，父母离异也会打破子女情感发展需要的平衡状态。从杜会学的观点来看，家庭是一种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小群体。当夫妻关系的一方因离婚或分居而从家中消失时，家庭的完整性结构就会遭到破坏，会给子女造成心理缺陷，在行为上表现为偏离社会所要求的正常轨道，甚至走向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