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好合好散”可能出自唐朝———

2000年，敦煌为庆祝敦煌藏经发现百年在北京做了一次展览，展览中展出了一份唐朝的“放妻协议”，这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而唐朝的这份“放妻协议”被认为是离婚协议的最早起源。

“放妻协议”实为“”专家介绍，“放妻协议”也叫“放妻书”。顾名思义就是放妻，也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离婚协议”。在中国历史的多数时期，女子一直是处于“被压迫”地位，很多朝代妇女没有离婚自由，男子可以任意“休妻”、“出妻”，女子却只能忍受。同时，女子被“休”、被“出”，被认为是奇耻大辱，改嫁更是“丧失贞节”。而这份“放妻协议”却给后人展示了历史上真实的一幕：妇女地位极高，夫妻之间提倡“好合好散”。这张在敦煌莫高窟出土的“放妻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之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怨家，故来相对……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婵鬓，美妇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简单的解释，就是丈夫很宽容地说：如果没有缘分，咱俩不如好合好散，离了之后，希望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再找个好人家……从这份协议书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的确是一份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离婚协议，但这份协议的内容也只单单说了夫妻离婚的原因：感情不和。于是请来双亲父母和亲戚朋友，做此见证，好聚好散，最后，男方还不忘给妻子一些美好的祝愿。从这份协议书中我们并没有看到男尊女卑的一面，看到的反而是男女平等，改嫁似乎也是很正常的现象。这样一份“放妻协议”也许在今天看来，人们都还很羡慕，男方有如此的宽宏胸襟，女方也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在封建社会里，人们也能如此的和平分手真是令人感到惊奇。

何人留下“放妻协议”？这份令后人感到惊奇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人留下的呢？据国家博物馆研究唐代史的副研究员王义康介绍，“古代的‘放妻’现象很正常，我们看到的一些‘放妻协议’有可能是当时作为范文保留下来的，并不是当时哪一家真的要离婚而拟的‘放妻协议’。”他介绍，这种协议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应用文，它只是一个固定的模式。大家都会照这样的固定模式去写。王义康还说，像这种“放妻协议”看上去双方都比较和谐，也似乎挺合理的，但是，这也只是表面上的，至于当事人的心情怎样谁也不好说。他认为，保留协议书的也不一定就是当事人，很有可能是当时的人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像这样的“放妻书”也不只这一份，网上还有一些不同版本的“放妻协议”，有双方不合的，还有谴责妻子的，还有妻子主动提出的，还有一种就是夫死可以任意改嫁的。在敦煌的考古发掘中，同时发现了几份这样的“放妻书”，说明在当时的敦煌民间也是很常见。

唐朝“放妻协议”反映出当时的婚姻制度和社会风气检索显示这些敦煌出土的“放妻协议”来自唐代。据介绍，敦煌出土的资料表明唐至五代时，女子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当时，性文化是比较开放的，至少再嫁是很容易的。唐人妇女改嫁的事是比较常见的，例如在《秋胡》话本中，秋胡几年不归，秋胡母就劝秋胡妻：“不可长守空房，任从改嫁他人。”婆婆竟然主动劝媳妇改嫁。

唐代处于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又属“开放型”社会，女性地位较高，贞节观念淡漠，使唐人婚姻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特点。唐代的《唐律?户婚》规定：子女未征得家长同意，已经建立了的，法律予以认可，只有未成年而不从尊长者算违律。这条规定，从法律上为青年男女的自由择配开了绿灯。但是在唐代，离婚极为常见，再嫁不以为非，贞节观念的淡薄在整个封建社会都为罕见。先看离婚的法律条文。《唐律?户婚》对离婚有三种规定。一、协议离婚。指男女双方自愿离异的所谓“和离”：“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二、促裁离婚。指由夫方提出的强制离婚，即所谓“出妻”。三、强制离婚。夫妻凡发现有“义绝”和“违律结婚”者，必须强制离婚。从史实来看，提出离异者也不只是夫方，妻方提出离异的也不在少数。女方再嫁也不为失节。这从唐代妇女不以屡嫁为耻中看得很明显。唐代公主再嫁的就不在少数。离婚再嫁的难易和贞节观念的强弱，是衡量婚姻关系自由开放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从唐代看，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习以为常，并未受贞节观念的严重束缚，它与前朝的“从一而终”和后代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形成鲜明的对照。

起源的争议很多人都认为敦煌出土的这份“放妻协议”是唐代的，但国家博物馆的副研究员王义康却认为，这份“放妻协议”还不能确定它就是唐代的。因为，敦煌文书中确有一批是唐代的，但还有一部分是五代或者是宋代，而这份“放妻协议”上并没有记年，因此还不能确定。他认为，放妻现象在唐代确实是很寻常的现象，但婚姻制度也不仅仅是唐代是自由的，一直到宋代，在民间，婚姻也是很自由的，虽然宋代的礼教是相当严格的，但妇女离婚再嫁也并不是什么难事。由于协议书没有明确的年代，我们可能不能确定它的具体年代，但它的存在至少能证明唐末五代宋初时，男女在婚姻问题上是很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