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某有私房一处，生前将该房赠与其已经结婚的次女，并办理了公证。赠与公证书写明：甲某该房赠与其次女。后其次女办理了产权转移手续，并登记在自己一人名下。后该次女与其丈夫闹离婚并诉争于法院，双方对该房屋是否属于共有财产发生争议，此时甲某已经死亡。值得注意的是，甲某还生有一子。赠与行为发生在新《婚姻法》实施之前，离婚纠纷发生在新《婚姻法》实施之后。

该案审理法院认为，虽然该房屋赠与行为发生在受赠人婚姻关系持续期间，但甲某明确表明将该房赠与其次女，根据新《婚姻法》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因此，应将该房认定为其次女的个人财产。

个人认为，本案中该房屋应属于夫妻共有。理由如下：1、对事实的理解和认定应依据于行为发生时的法律，但对权利归属的判定则应适用纠纷发生时的生效法律。判断本案甲某是否具有将该房只赠与其次女(而非次女夫妻双方)的意思表示，应结合赠与行为发生期间的生效法律即旧《婚姻法》，而在认定甲某的真实意图后，则应依据纠纷发生时的生效法律判断该房产是否属于夫妻共有。2、甲某作为赠与人，其做出赠与行为时，按照当时生效的旧《婚姻法》规定，其完全可以预料到该赠与行为将导致受赠人夫妻共有，而绝不可能预料到根据新《婚姻法》其行为将会排除受赠人夫妻共有的后果。即赠与人做出该赠与行为时，其意图并不排除受赠人夫妻共有该财产所有权的结果。3、判断赠与人当时是否具有“只赠与一方”的主观意图，应根据当时的情况和法律环境，而不应依据于此后颁布的法律规定。新《婚姻法》可对财产是否随着时间的持续而共有等权利状况进行判定，但对其实施之前的自然人做出的赠与、承诺等主观行为的理解却只能依据行为发生时的旧《婚姻法》。4、结合上述分析，个人认为，本案甲某将该房“赠与次女”，其意图在于排除其他子女的受赠权或未来的继承权，并非是对次女及次女之夫共有该房屋的反对。

此外，个人认为，即使对本案事实和权利的认定皆适用新《婚姻法》，该房屋亦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新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同时，该法第十八条又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该法第17、18条之所以并列规定，其意在于对二者适用的前提加以区别，即只有当遗嘱或赠与合同中明确约定“只”归夫或妻一方所有之时，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因此，本案中，如果甲某想排除次女之夫共有房屋的权利，必须在赠与书中对此予以明确。

结合本案事实，甲某赠与书中，仅约定该房归次女所有，并未明确约定该房“只归”其次女所有，即并未排除其次女之夫依法共有该房屋的权利。因此，根据新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本案争议财产应视为甲某次女夫妻双方共有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