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作权法》自1990年通过至今已有近13年的历史，其间经过一次修订。对于这部法律，多是褒赞之声。从条文上看，或许可以这么认为，但是从作者所获得的实际利益分析，情况却不容乐观。因为《著作权法》上规定的一些作者的权利很难实现。例如，第43条规定的作者获酬权，至今缺乏可操作性。

1990年颁布的《著作权法》第43条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非营业性播放已经出版的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制作者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多年来，广播电台、电视台就是依照这条规定，不经许可，也不付酬，每天大量播放录音制品。这条规定，在世界各国都是难以找到先例的。因此，它不仅违反trips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和《伯尔尼公约》，而且在实践中也遭到广大作者的强烈反对。

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对第43条作了重要修改，将原来的“合理使用”改为“法定许可”。即广播电台、电视台非营业性播放已经出版的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必须支付报酬。这应当被看作是我国作者在捍卫其著作权和人权方面的一个胜利。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虽然法律有了明确规定，但作者的获酬权仍停留在纸面上。

也许有人认为，对于第43条规定的“法定许可”，国家尚未制定出具体的“付酬标准”，因而有关部门有理由不付报酬。但是，使用他人作品，应付报酬而不付报酬的行为，属于《著作权法》第46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因此，仅仅以没有“付酬标准”就拒付报酬，缺乏充分的理由，难以摆脱侵权的干系。

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有多种，其中至少有一种是出于对于著作权的误解，即认为，著作权也就是作者之权，与我使用者无关;既然国家尚无付酬标准，我能躲一天算一天。这种观点是不可取的。因为著作权并非仅仅是作者之权，使用者以国家尚无付酬标准为由敷衍作者的同时，也是在敷衍自己。

假设有这样一个小社会，只有三个人：作者、出版者和读者。当作者创作完成一部作品之后，他是否享有著作权，或者说，著作权对此时的作者来说有什么意义吗?回答只能是，没有意义。因为那部作品没有被出版，没有被阅读，著作权对那位作者来说(如果套用著作权自创作完成之后自动产生的理论)，价值是零。假设在作品创作完成之后再加进一个人-出版者，著作权有意义吗?回答仍然是，没有意义。因为没有人去购买、去阅读那部作品。印好的书(即使印刷精美)，不过是一堆垃圾，作者和出版者的利益也无从体现。只有在作者、出版者、读者同时存在，大家都参与到作品的创作、传播与阅读过程时，著作权才真正有意义。因此我们认为，著作权不仅仅是作者的权利，它还应当是出版者的权利和读者的权利。

如果我们把这个小社会放大，用作品传播者替换那位出版者，用公众替换那位读者的话，道理便很明白：著作权是社会每个成员的权利。如果我们秉持这种观念，那么，依法向作者付酬这种行为，不仅是在奖励创作，也是在肯定使用者的贡献。使用者根据所使用的作品的数量向作者支付报酬，付酬越多，意味着所使用的作品越多;而所使用的作品越多，公众得到的精神产品就越多，使用者的回报也会越多。因此可以说，著作权本质上是奖励创作、奖励作品传播、造福于全社会的一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