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攻破工资集体协商这座坚堡的最关键之处，仍是从高层贯穿至基层的坚定决心

“工资协商，就是从老板身上割肉，白刀子红刀子的，能不难吗？”一位基层的行业工会主席这样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形容他的感受，“一向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工资，现在工会提出要代表工人参与共决，老板怎么可能容忍？”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这些早已不是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新鲜词了。特别是今春全国两会，在社会各界对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改善民生、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所提的建议中，“工资集体协商”出现的频率更是远超以往。

4月27日，胡锦涛在201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特别指出，要不断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这被视为对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尽快推进提出的要求。

从表面看，共识正在快速凝聚。但只有身处实际操作层面的基层工会，才真正明白这项已经推行了18年的制度，要想真正地建立、显效，是多么地困难。

这种困难，不仅源于劳资力量的强弱悬殊，还牵涉到立法、执行、组织体制等多个层面的缺失和改革。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诸多业内人士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一个相同的观点——当前最为重要的还是决心，从高层贯穿至基层的坚定决心。

三类企业最难谈

据本刊记者的基层调研，当前工资集体协商在跨国大型外企、央企驻地方分公司、中小型企业这三类企业中最难推动。

“要让跨国大型外企坐在工资协商的谈判桌前，真是太难了”，天津市总工会民主管理部部长辛传铭对本刊记者说，“他们认为自己有着先进于中国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薪酬增长制度，而且职工待遇丰厚，远高于社会平均工资，没必要再与工会谈了。”

“但实际上就算是外企给的工资再高，工会也有参与共决的必要。因为如果工资永远只听资方的，就会在业内各企业间形成一种工资难于增长的‘默契’，从长远看是不利于职工的”，天津一汽丰田发动机有限公司工会主席郑启和这样认为。

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据中华全国总工会(以下简称全总)统计，在开展工资协商的企业中，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比没有集体协商企业员工高10%～15%。

工资协商在国企特别是大型央企推进并不顺利，看似出人意料。“尤其是金融保险类的大型央企特别难弄”，辛传铭深有体会。据本刊记者据了解，目前国有四大银行驻天津的分行，均未开展工资协商。

企业给出的理由是，公司法人不在当地，分公司、分行的行政方只是委托法人，无法形成合法的协商主体。同时，由于总公司进行工资总额限制并执行严格的薪酬体系，分公司缺乏工资协商的自主权。

“这就需要央企总公司首先开展集体协商，并赋予分公司相应的协商权力，这其实并不是天大的难题”，辛传铭说，这主要看央企“愿不愿做”。

在今春全国两会上，全总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鸣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曾与企业界的代表委员激辩国企是否有必要开展集体协商。一些企业老总认为，国企已经代表了工人的利益，没有必要再协商工资。这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国企老总的内心想法。

“这样的说法看似合理，实则荒谬！”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工会系许晓军教授说，“在利益主体明晰化的背景下，国企高管已成为掌控企业内部收入分配机制的特殊群体。近年来，国企内部收入由管理层单方面决定，利己倾向明显，差距过大已成分配领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重大问题。只有在其内部开展集体协商，才能改变基层工人的弱势地位。”

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由于资本的控制力较强，且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企业制度不甚规范，也是工资协商的重大难点。在这些企业中暴露出的最突出问题，是工会主席在职业岗位、收入待遇等方面依附于企业。工资协商不是“集体谈判”而更多的是“集体争取”。